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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日期:2010-05-25] 來源:  作者:孔正 王玉英 [字體: ]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我獨泊兮其未兆;
  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
  儡儡兮,若無所歸。
  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
  我愚人之心也哉!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澹兮其若海;風兮若無止。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注釋】唯:恭敬的應諾聲。阿:怠慢無禮的應答聲。相去幾何:相差能有多少?意謂相差不多。相去若何:相差又是多少?意謂相差甚遠。
  “唯”與“阿”,只是語氣的不同,它們之間的真正差別能有多少?但若具此而判別為善惡的詞義,又相差多少?唯、阿皆是源于心而流露于外者,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如果心正則無慢惡的情緒或語氣流露于外,然而若只注重于對外表形式來進行虛飾偽文,而不從正心誠意上下功夫,也可謂是舍本取末。
  【漫談】老子在這里實際上還提出了一個是否應該給事物輕易定性的問題。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生長變化之道,并在客觀自然的影響下,不斷自我校正其規跡。但是若以形名執之,反而會扭曲了事物的本性自然。唯與阿,只是一種態度謹慢的差別,如果具此而分別判屬為善、惡,那就蛻變成截然相反的兩種性質的問題。事物一經定性,“絕對化”觀念的成見也相對形成,對某些概念詞語喚起的形名意識,將會替代了個人天性良心的思考,而以此導致的滅絕人性的殘暴行為,卻誤認為是在行施正義。
  這種道理,也如同佛家的教悔,“不可執著”。也是是說,如果我們執著于自己所認定的“是非”、“善惡”,那么,這便是一種執著;而且,如果我們執著于我們已知的一切,對我們所不知或所知不同的東西,采取不自覺的排斥態度,也是一種執著。
  【漫談】在獨裁主義盛行的年代,往往給事物打上“當然對”和“可惡罪”的絕對標紀。特別是在屬于思想和政治界面上的所謂“主義”、“路線”,以及什么派、黨、團等名目上,都被分成了無容置疑的上帝和邪惡兩種。只要是被劃定為“可惡罪”,便就一無所是;只要是欽定為“當然對”,便就一無所非。這種一味強調“這不容置疑是正確的”的論點造成了人們總有一種動輒就要敵我分明的傾向,而且兩者“不共戴天”,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然而,當權力斗爭的結局發生顛倒時,這種標紀又全然被顛倒了過來,原先的“可惡罪”就又成了純粹的“當然對”,原先的“當然對”就又成了純粹的“可惡罪”。
  事情的可悲之處,也就在這里。因為實踐證明,大多“可惡罪”或“當然對”,其中都曾或多或少的含有某種合理的成分,只是因權勢者主觀地把自己認可的道理無限地引伸向極端,而且不允許反證,以致于達到了荒謬絕綸的地步。然而,當權力顛倒后,新權勢卻又把原權勢認可的理論中既便是合理的成分也當做了廢物丟棄,甚至于反而被當做錯誤再來進行批判,從而走向了另一極端。
  這種現象,就象李敖在大陸文化之旅時所說:我喊毛主席萬歲,是因為他親手發動了文革。但是,我不想,也不會為文革唱贊歌,因為我不想為悲劇唱贊歌。毛主席發現了問題,但他作為人而不是神從而沒能解決問題,但也只有那樣深遂的思想才會發現如何在革命成功之后保持和鞏固平民政權的本色──幾千年來革命都逃不脫改朝換代的宿命──一個統治者對人民進行壓迫代替了另一個統治者對人民進行壓迫而已。也只有這樣的英雄才敢于向這個千年頑癥發起了勇敢的沖鋒──悲劇式的沖鋒。否定文革,是要否定那種悲劇式的沖鋒方式,不是也不應該是來否定問題──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原因--或者說是部分的原因,現在這問題依然存在,而且更嚴重了。希望今天以我們的智慧,能在文革的悲劇中汲取教訓,至少部分地解決這種問題,而不是借否定文革來否定或回避問題。
  所以,只有在文明的社會、在文明的時代,才能拋棄那種僅憑權勢就可任意劃分“當然對”和“可惡罪”的一概而論的扣帽子作法。具體事物具體分析,在實事中求是,用實踐來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才能客觀地還事實以本來面目。
  【漫談】歷史上,絕大多數種族滅絕的殘酷悲劇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加害者不把受害者當人看待,認為他們不算是人。希特勒殺猶太人、日本人殺中國人、教會殺異教徒…等等…不把他人當人看。這種情況是怎樣造成的呢? 根本原因就是獨裁者給事物打上了“當然對”和“可惡罪”的絕對標紀。
  【漫談】托克維爾說:“一個國家一旦有了自己孤僻的觀點、信仰、法律和習慣,它便會以整個人類自居,只關心本國人民的疾苦,對于別的國家一概無動于衷。如果兩個持有這種態度的國家交戰,戰況一定十分殘酷。反之,隨著各國人民的日益接近,彼此逐漸相似,他們便將更加互相同情對方的不幸,國際公法也將愈加寬容。”
  【漫談】毛澤東在評價五四運動時說:“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于現狀,對于歷史,對于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后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所以,堅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才是科學的方法。這也是魏征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意。華盛頓也說過類似的一句值得欽佩的至理名言: “一個國家若總是慣于懷恨或喜歡另一個國家,它便形同一個奴隸,即成為自己的愛和憎的奴隸。”
  【漫談】香港作家金庸說:我相信在人間社會中,善與惡是復雜交錯在一起的,在這個社會中沒有百分之百的善人,也沒有一無是處的壞人。惡人中也有善的一面,善人中也有壞的方面,不過占的比例較少而已。正邪、好惡難以判斷,有時更是不能明顯區分。善惡是不能楚河漢界一目了然的。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注釋】荒:荒野,荒遠,荒茫。央;中央,中心。
  一個人對于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觀念、行為,不能不有所顧忌。但眾人所畏懼與阿附的這種社會成見與習俗,卻往往只是草率地注重和認同了事物的表象、形名,而不是進行冷靜、深入的究察而觸及事物的實質啊!
  范應元說:“慢與惡,逆乎于命,皆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君子所以慎其獨也。嘗觀人之不畏者,乃其平日偽學之荒,不明真道,故外為恭善之虛文,內為慢惡之實事也。謂眾人之荒于外學,其未知真道之中正哉!此興嘆也。”
  【漫談】1925年,《胡適致陳獨秀》的一封公開信中說:“爭自由的唯一原理是:‘異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眾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眾人之所非未必真非。’換句話說,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異己的意見與信仰。凡不承認異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爭自由,就不配談自由。”
  【漫談】傳播學家諾利紐曼創立了“沉默的螺旋”理論,認為公眾在接受一個公眾議題時,一般會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與大多數人站在一邊(學者稱之為人的 “準統計學感覺官能”)?如果他們覺得自己站在少數派一邊,他們則傾向于保持沉默;如果他們覺得與輿論主導相去漸遠,就越會保持沉默。這種使優勢意見越來越占優,少數派越來越沉默的現象就被稱為“沉默的螺旋”。沉默的螺旋”旋向沉默,但是由于物極必反的原因,后來還是要旋回來,慢慢的,少數派會向多數派轉化,劣勢意見會變成優勢意見,從而轉向新一輪的螺旋。
  沉默的螺旋理論說明,媒介在影響公眾意見方面,卻有強大的效果。報紙、雜志、電視的宣傳,在大眾中會產生“共鳴效應”,這種共鳴是排他性的,從而使 “優勢意見”越來越成為壓倒性意見。人類的近親猴子,也有這種群體的推波助濫現象。當猴王被新猴王打敗后,猴群中大多數也就參加了棜侘酗H推的行列。
  【漫談】無論是一種觀念還是一個個人形象,一旦使民眾有了深刻印象,且不論這種印象是否是其控制輿論用“假話說千遍就是真理”的權威灌輸法使民眾得到的,也不論其是否是用廣告那重復斷言的繁復騷擾法使民眾得到的,甚至也不論其是否是用那些有意無意當“托”的榜樣蒙騙法來使民眾得到的,其被深刻印象的現實都會給它帶來“名望”。而這種“名望”所涉及到的感情,無論是贊賞或是畏懼,同樣都會產了一種難以抗拒的力量。這種流行的、無有對立面的意見、感情和信念,在群眾中具有病菌一樣強大的傳染力。社會中每個人,從高貴者到低賤者,只要一脫離孤獨狀態,立刻便會受到這種絕對化形名意識的感染。大多數人,對于這種流行概念從來沒產生過懷疑,更莫說進行深入地分析和思考,最后甚至于連始作俑者都似乎被自己的妄言創意所陶醉。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人本身就是自己的基因所創造的機器。只要看一看言論的重復對最開明的頭腦所發揮的力量,就可以理解它對群體的影響了。這種力量是來自這樣一個事實,即從長遠看,很多人不斷重復的說法會進入人們無意識的大腦深層區域生根,而人們的行為動機也正是在這里形成的。此區域會麻痹人們的批判能力,使人們固化成見了這“名”,而忽視了這“名”所名的“實”,忘記了誰是那個不斷被重復的形名的作者、忘記了這種說法的道理原因;并最終使人們對這 “名”深信不移,基因編制的程序會促使人們下意識的把它當做了已得到證實的真理被接受了下來。除非人們又能聽到、或又多次聽到另一觀點的說法,才可能對自己大腦內所形成的也許是錯誤或悖理的這種記憶聯想成見有所動搖。孔子也早就對這種現象深有察覺,故而告誡人們:“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道聽而涂說,德之棄也!”柏拉圖也因此而言道:群眾常常生活在習慣和偏見中。
  【漫談】道德準則往往并不是我們的理性得出的結論。日本作家池田大佐說:
  怎樣界定“正義”的內涵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卻決不可忘記,所謂的正義,不可單憑個人切身的、主觀的感情為主來決定,如果忽視這一點又歪曲之,則必然變得勉強。那些為了鼓吹戰爭而喧囂一時的“正義”、“大義”,就是這種典型。戰爭當時,“活在悠久的大義之中”等口號,對戰死禮贊有加,最嚴重的問題是,在那種高喊“永久的大義”的口號之下,強制要求年輕人以必死的決心去做什么“神風”等愚行。不只在戰爭中如此,在任何時代中也有“大義”之聲呼喊得最厲害的時候,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隨時清醒地辨別其本質。
  在當時我也不能例外,深受“大和民族神威”“軍國少年”的時尚風氣所蒙蔽,可是聽到在中國大陸戰線回到日本的長兄說:“日本太過份了,中國人實在可憐!”因而才對戰爭產生了懷疑的念頭。雖然日本的軍部曾宣傳說:“這是創造大東亞共榮圈,是為了把亞洲的民眾從歐美壓迫者手中解放出來的圣戰”“是神圣的大義”“是為了家國與子民的生存”等等,但戰爭的本質完全是似是而非的東西。戰爭的大義與現實是多么乖離呢?
  【漫談】與日本作家池田大佐理性的反省類似,網上也有篇我們國人對朝鮮戰爭的反思文章,令人思考。摘抄如下:
  我曾看過一篇文章,題目是“抗美援朝精神”。其中列舉了黃繼光和邱少云兩個英雄故事,在這兩個故事的前面,有一段對抗美援朝精神的說明:“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祖國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尊嚴而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不畏艱難困苦、始終保持高昂士氣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完成祖國和人民賦予的使命,慷慨奉獻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誠精神,以及為人類和平與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國際主義精神。’”
  其中關于為了一種“祖國和民族的尊嚴”就“奮不顧身的愛國主義精神,英勇頑強、舍生忘死”的說法令人難以接受,祖國尊嚴是不是必須用戰爭和成千上萬人民的生命去捍衛本身就是個問題。此外,這種“尊嚴”也過于含糊,什么是祖國和民族的尊嚴呢?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不能準確表述這種“尊嚴”,那場戰爭的真相現在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與中國的國家和民族尊嚴無關,實際上只是一場為了意識形態的尊嚴進行的戰爭。就以后的歷史來看,這場戰爭成為此后中國多重災難的一個重要的直接原因。
  這是一場中國軍隊對抗聯合國軍的戰爭,而不是抗美援朝,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不是保家衛國,也不是幫助朝鮮人民打擊侵略者,因為并不是美國軍隊侵略了朝鮮,而是中國軍隊幫助首先挑起戰爭的北朝鮮軍隊,打擊前來維護半島和平局勢的聯合國軍隊,聯合國軍隊是在聯合國多次警告北朝鮮軍隊退回到38度線以北無效的情況下來到朝鮮半島的。
  那些戰斗英雄,如果脫離場戰爭的背景來看,確實是值得人們敬仰的人物,可是我們知道,在日本侵略中國的過程中,也出現了很多作戰英勇頑強的日軍官兵,我們能夠去敬仰他們嗎?他們值得敬仰嗎?戰爭的性質決定了英雄的性質,這場為了意識形態進行的戰爭,現在看來還不僅僅是沒有正義的基礎,它所留下來的問題,是中國人永遠都無法撫平的傷痕。
  第三,這場戰爭給中國留下了巨額的外債,主要是消耗在朝鮮戰場的軍需物資,少部分是蘇聯對中國的經援,共計達53億元人民幣,占1952年中國 GDP679億元的近9%,以現在中國的GDP總量來計算,9%就是1萬億元,如果現在中國面臨1萬億的外債要歸還,會出現什么情況呢?而這筆外債的大部分就是在所謂的“三年災害”之前和之中償還的,可以說這還是引起三年饑謹災害餓死上千萬人的原因之一。
  第四,由于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直接與西方國家為敵,遭到了西方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一致地封鎖、禁運。這一惡果一直到現在還在發生作用,西方對中國的敵意,便是在那時種下的禍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始終致力于打破西方的技術和經濟禁運,收效甚微,前不久,中國政府又要求歐盟能夠放開對中國的技術禁運,又無功而返。另外,由于西方的封鎖禁運,中國為了急于擺脫經濟困境,開始在經濟政策上越來越左,大躍進這種荒唐的行為便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產生的。如果中國沒有參加這場戰爭,而是從同一時間開始與西方搞好關系,結果又會怎樣呢?什么是國格?什么是尊嚴?封閉起來搞內斗,把國家的經濟搞垮,爾后忍饑挨餓難道是尊嚴?
  第五,盲目的自大狂妄和對人的價值的極端忽視,使領導人錯誤地估計這場戰爭的意義。幾十年來,由于誤導宣傳,把抗美援朝說成是最能使中國人自豪的、是打出了國威、給中國人爭了氣的一場戰爭。可為了爭一口氣,中國人在朝鮮戰場傷亡70多萬人,花了十年時間勒緊褲帶還帳,餓死了上千萬人,導致西方對中國長期的封鎖、禁運,使中國失去了至少近三十年的發展機會,這樣昂貴的代價哪里是“一口氣”可以用來等價兌換的。何況,中國、蘇聯和朝鮮是以數十倍于對方的國土面積、資源和數倍于對方的人口的實力與聯合國軍作戰的,僅百萬志愿軍就數倍于聯合國軍。蘇聯源源不斷的物資和中國源源不斷的人,跨過鴨淥江日夜不息地輸向朝鮮戰場。更重要的是,聯合國軍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對人的生命的重視程度是那時的中國人所無法理解的,中國軍隊之所以難以戰勝,不是武器多么先進,更不是戰略戰術多么了得,而是極端地無視人的生命價值的結果。對待志愿軍回國俘虜就是最好的證明,這些戰俘最后在中國的非人的悲慘遭遇,真實地驗證了中國和西方對人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
  網友回貼:很深刻啊,原來以為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也從不置疑這種讓人熱血沸騰的灌輸,細細想來,當我們宣傳這種殘酷的作戰方法的時候的確比日本人的狹隘的民族精神又會好多少呢,整個東亞的人民都需要對自己的過去好好的反思!
  【漫談】奧爾布萊特曾語重聲長地指出,須知一個國家,哪怕是一個獨裁國家--為維護自己的統治--都會為了國家的利益而理性出牌,而恐怖分子、游擊隊和自由戰士這樣的憑著宗教信仰,或類似宗教信仰行事的人,是不會在乎他國或本國利益的,他們追求的是狂熱的理想主義,是對整個世界的改造。與改造世界這樣的偉大理想相比,眾人或一國之利益又算得了什么呢?
  所以,盲目信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來,而盲目信仰的群體則更加心恨手辣。如果有人相信另一個“上帝”,或者即使他也相信同一個上帝,但膜拜的儀式不同,盲目信仰可以驅使人們判處這個人死刑。可以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把他燒死在火刑柱上,可以用十字軍戰士的利劍刺死他,也可以在貝魯特的街頭槍決他,或者在貝爾法斯特的酒吧間里炸死他。促使人們施行冷酷無情的手段而“臉不變色,心不跳”的正是那盲目信仰。這種喪失人性,心恨手辣的行為準則,對盲目的愛國主義和政治上的盲目信仰以及宗教上的盲目信仰者來說,其依據都是一樣的。
  魯迅曾有句名言:“愚弱的國民,無論有怎樣健全的體魄,怎樣的長壽也是毫無意義的,我等的首要是改造國民的精神,我認為此為文藝的第一要務。”老子則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為著國民群體的膚淺的潮流意識而深深地憂慮,因為老子對此有著一種高屋建瓴般的透徹看法,他以敏銳的目光洞見到這種盲目的概念意識潛伏著極大的災禍隱患。
  【漫談】群體的成見和習慣的力量總是大于個人的立異和創新。網上有個帖子,從一個小的測面見證了反群體的成見、潮流是多么不容易。現錄于下:
  73年底74年初,北京出了一個小學五年級學生黃帥的“反潮流事件”(主要是反“師道尊嚴”),河北出了一個馬振扶中學學生自殺事件,以這兩個事件為引子,一場以批判修正主義復辟“回潮”為核心的“反潮流”運動就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成了一種勢不可擋的潮流。(大概是借了“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東風吧)
  那時,我剛剛升入我們下三村聯辦小學新開的戴帽初中讀一年級班 ,在班上的職務也由學習委員升到了班長兼文藝委員。我這個雙料的班干部做得就有些累。因為我當時并不是由同學推選上去的,而是因為學習成績好被老師看中的。 ……這就難免讓一些同學對我另眼相看,產生一些看法。
  起初,我也沒有覺察到什么,因為,那個時候的班長無非就是上課時喊喊“立正”,兼個文藝委員,也就是在上課之前起頭領大家唱歌,根本沒有現在學校里的那么多說不出來的名堂,更沒有那種貴族化的學生“干部”意識。要說優越感,大隊干部子弟倒有一些,像我小學時的班長和初中時的副班長,都是這樣。聽說老師讓我當初中班的班長,他們都有些不服氣,因為他們的成績雖然比不上我,但是身邊總圍著五六個人,“群眾基礎”卻比我好得多——我雖然在學習方面樂于助人,幫過很多同學做作業,自己的作業本經常被人傳來傳去地抄,但跟同學一起玩的時間不多,也沒有特別鐵的哥們兒,因此,碰到“關鍵時候”,就顯得特別孤單。
  那時,我們班上的音樂老師是我小學三四年級的班主任,這位青年女教師是區中學的高中畢業生,在小學里本來是教語文的,歌唱得沒有我們小學時候的音樂老師(也是一個二十歲出頭的女教師)好,人也不如那個老師漂亮、和氣,因此,開學的時候,聽說學校里要讓她而不是那個漂亮的女老師來當我們的音樂老師,大家都有些奇怪、遺憾,甚至有些憤憤不平。尤其是原來屬于另一班的同學,因為另一個老師一直擔任他們小學時的班主任,平時跟他們的關系也很好。正好那個時候社會上在搞“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運動的勢頭還很猛,老師們摸不著頭腦,大多很小心,對學生的管束也很放松,于是,一些同學就借機在班上搞了一個“反潮流”運動,把斗爭矛頭指向那個不受歡迎的音樂老師。每當上音樂課的時候,總有一部分同學起哄,老師要教這首歌,同學就說這首歌不好聽,老師換了另一首歌來教,同學又說她唱得不好,常常搞得這個老師下不了臺。本來,我作為班長,對維護班上的紀律應該負有責任;而且,從師生關系來說,這個老師過去待我也很不錯,記得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有一次,因為放學后回家鬧著要飯吃,被家長打了幾下,我賭氣沒有去上學,這位老師知道后,就跑到我家,牽著我的手,把我帶回到學校里。按理,無論于公于私,我都應該幫她。可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如果我去幫那個老師,勢必就要引火燒身,成為班上許多同學的對頭,被他們當作聽話的 “小綿羊”加以嘲弄,成為他們圍攻的對象;更何況我當時心里的確也覺得另一個女老師上音樂課比較好。所以,當其他同學在音樂課上起哄的時候,我總是作壁上觀,不加阻止,內心里夾雜著不安和興奮。不料,有一次,那個老師被捉弄得急了,漲紅了臉,指名道姓要我這個做班長兼文藝委員的出來說幾句話,想讓我給她解圍——“你們讓他說說看,到底哪一首歌好聽?我又怎么唱得不好?”她的話一說出口,全班同學的眼睛就唰唰唰地全落到了我身上,我的臉也唰地一下漲紅了。情急之下,我站了起來,表態說:“這首歌唱得就是不好!”老師沒料到我會這樣說,一時惱羞成怒,就把火發到了我頭上,追著問我該唱哪一首歌,我就胡亂地說了一首,全班一片叫好,老師也無話可說,只得唱起了我說的那一首歌。
  過了一個月,“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班上的“反潮流”運動也不了了之,我們的音樂課仍然由那個不受歡迎的老師來上,她在上課的時候,照樣會征詢同學的意見,不過,上過一段時間以后,成了習慣,挑剔的人就都沒有脾氣了。學校里也不見有人再議論我們“反潮流”的事。倒是我,碰到那個音樂老師就有些尷尬,感覺到有些抱歉、有些負疚,同時還有些遺憾:既遺憾我和這一個老師的師生關系不能跟過去一樣融洽,也遺憾另一個老師最后還是不能代替這個老師來給我們上音樂課。而我在班上的某種孤立地位也并沒有因為我的從眾行為而得以改變,過了一年,當我因為向一個女同學借小說而遭到圍攻的時候,我發現,我在教室里的處境就跟我們當時圍攻的那個音樂老師一樣(只要我說一句話,就有人挑剔起哄,就連喊“立正”,也有人不愿站起來)。只不過,大家圍攻老師的依據是“反潮流”,圍攻我的理由卻是我的“與眾不同”。可見一群人要圍攻一個人,總是能找到借口的(當然,如果是有政治主流提供的權力,那自然最好)。而被圍攻者,即使想“反潮流”,恐怕也反不了吧?
  所以,盲目“從眾”可能是人類發展的最大的潛在障礙。

  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
  【注釋】熙熙:歡樂的樣子。享太牢:享用豐盛的筵席。太牢,古代祭祀時用的牛羊豬等祭品。如春登臺:好象春天登臺眺望美景一樣。
  眾人那熱衷于外飾偽學和迎合時尚理念的樣子,好象去參加盛大的筵會,又好象去登臺春游。但是,禮,只是注重于表面形式,卻改變不了人們心靈的素質根本。人們隨同世俗都去學禮,反正都是表演給別人看的,內心卻根本無動于衷。大家都以為找到了能融洽人群、融洽社會、消除矛盾的靈丹妙藥,各人也都自以為自己學到了能嬴得人們稱譽的技藝,故而都歡樂慶幸,卻不知這些東西將會腐蝕掉人民天性的純樸,會給社會的真誠與和諧帶來難以消除的隱患。

  我獨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嬰兒之未孩;
  【注釋】泊:淡泊,恬靜。沌沌:混混沌沌。
  修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其心不勞,其應物無方,淳厚誠樸,唯道是守。故而其真誠純潔若似尚未長大的嬰兒。
  范應元說:“圣人之心,淡然無欲。謂眾人熙熙然悅樂偽學,恣縱情欲,如享太牢之味,如登春臺而觀遠,外失真而不自覺。我獨靜居情欲未兆之始,如嬰兒之未有分別也。”
  【漫談】人就像動物一樣有著模仿的天性。模仿對人來說是必然的,因為模仿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為有這種必然性,才使得所謂時尚的力量如此強大。無論是意見、觀念甚至服裝,有幾人能有足夠的勇氣敢與時尚作對?支配著大眾思想行為的是社會潮流,不是論證。正因為如此,所以敢干坦白地反對公認的觀念,會變得非常困難。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過于相異于潮流的人,他們往往顯得孤獨、弱小。在這種情勢下:狂妄奸邪者,往往是刺激、操縱群體的偏見,并將其推向極端;幼稚浮躁者,則是隨波逐流,偏聽偏信、盲目迎合;睿智樸直者,則是遺世而獨立,似詘且愚;而大智大勇者,則是避實就虛、因利乘便進行撥亂反正,使之濁以靜之徐清。而高智權威者,則事先“為無為”,防微杜漸,不使群體滋生偏見。我們的十年浩劫,和后來鄧小平的撥亂反正,不是正似如此嗎?

  儡儡兮,若無所歸。
  【注釋】儽儽:平和虛靜,無所貪求的樣子。
  修道之人,其平和虛靜,無所貪求的樣子,就好象若無所歸。范應元說:"圣人之心,常虛常靜,無來無去,故儡儡兮外無文飾,其若不足,內不離道,似無所歸也。"

  眾人皆有余,而我獨若遺。
  【注釋】有余:豐足有余,形容洋洋自得的樣子。遺失:缺少。
  圣人之心,淡泊寧靜,無得無失。眾人皆以學得外飾偽學為學有所余,認為能夠理解和趨隨時尚社會潮流為學有所得,而老子思想與道合同,并無所增益,故相對而言是若有所失。
  【漫談】實證科學往往是忽視總體、整體,而重視細枝末節。它的指導思想認為,“把握整體的關鍵是分化”,要研究一個事物,就把它細分、再細分,研究清楚每一個細節,再還原到整體,稱為還原論。而實際上,由于領域 、學科分得太細、太專,根本就無法還原到整體,甚至各學科之間都不能完全了解,還原論成了泡影。實際上實證科學發展的結果,已經無法把握整體,那么不得不承認的現實就是:實證科學無法全面認識事物。這條發展科學的路線的局限性一目了然。例如在社會道德領域,就出現了以下兩種極端:
  第一種極端;進化論的濫用誤導了生理學、心理學、倫理學和哲學等許多領域,誤導了人類文明的發展。它讓人把宗教和道德善惡視為欺騙,敗壞精神寄托和道德制約;它告訴人們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在競爭中采取各種手段發展自己;它強調個性的發展,讓人們相信反傳統、反潮流的畸變可能出現更進化的、更好的結果;它讓人相信人是動物的后裔,讓人相信人的本性來源于動物;西方心理學進一步發展認為:人的欲望是人最本質的本性,甚至是進化出來的最好的本性,為物欲橫流和倫理的敗壞從科學上解除了約束,這種宣傳已經充斥了社會的方方面面。種種這類走向極端的敗壞的因素滲透進現代常人社會的一切,潛在地推動了人類道德的滑坡。科學使人們相信人是自然的主宰,對自然進行貪婪的掠奪和破壞,無孔不入無休止的競爭、社會的畸形發展、資源的耗竭、環境的污染、慘列的戰爭、為所欲為、只為自己、不計后果。人們強調著個性,一面放縱地發展、“進化”自己,一面在緊張的競爭和顧慮中生存。人越來越自私,當自私欲望得不到滿足時,各種不道德的行為和犯罪愈演愈烈了。人們失去了理解和信任,在社會上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幸福的真正含義。失去道德的約束,人們失控發展私欲,短暫的享受和榮耀,換取著無可挽回的一切,人類對此則無能為力。
  第二種極端:主觀主義發展到現代的理性主義者認為,拋棄傳統,拋棄實踐,只是憑借精英人物單純的理性就可直接為我們的各種愿望效力,就能建立一種新道德、新習俗、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種全新的社會。這種“建構主義”或“理性主義”、“唯科學主義”,其嚴重背離社會客觀現實的錯誤雖然顯而易見,但它憑借其富麗堂皇的設計,美妙高尚的理念,仍然在支配著許多科學家的思想,也在支配著懷有良好意愿的文人、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們的思想。而且,它可能會在今后相當長的歲月里,繼續制約著有關理性在人類事務中不應夸大作用的嚴肅思考。這種狂妄自大病態思維的產物,是一種濫用理性的、錯誤的科學學說和理性學說,最為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導致了人們對人類各種社會制度的發生和性質做出了形式主義的錯誤解釋。各種豪杰先知、真假人物還會利用這種解釋,以理性和文明最高價值的名義,去誘導民眾去干各種嚴重扭曲自然的事物,這將會給人類社會造成極大的混亂。
  我們不應因物種進化有適者生存的一面而宣揚弱肉強食,也不應因為基因中有自私行為而把唯利是圖宣揚為理所當然。列寧說:“真理走過一步,那怕是向同一方向走過一小步,即成謬誤。”所以,我們一定要隨時小心謹慎地檢察我們的一切理論、行為,切忌勿過。今天的人很容易忘記了過去,但歷史卻在警告著我們.

  我愚人之心也哉!
  【注釋】愚人:老子所謂的愚人,實際是對淳樸真誠之人的一種別稱;是對世事通達,大智若愚之人的一種別稱;也是對世人視虛偽奸滑、盲從潮流者為精明的一種反喻。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注釋】昭昭:清楚、精明。昏昏:暗昧的樣子。察察:精審嚴厲的樣子。悶悶:淳厚、寬宏的樣子。
  有容乃大,無欲則剛。因為修道之人澹泊寡欲、抱誠守真,故而才有可能讓自己的思想意識從種種時尚流行觀念的局限中超脫出來,達到胸襟廣大、寬厚包容。莊子說:“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以恬養智,智能與恬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
  【注釋】澹:恬靜,遼闊。飂:高風,疾風。
  君子心存至誠,胸懷坦蕩廣闊,離形去智,同于大道。故而能成毀不系于心,榮辱不勞其神,以致達到了哀樂不能入,以理化情的境界。“澹兮其若海,飂兮若無止”,便是形容圣人虛靜恬淡、無思無欲之心境,無執無著、怡然自得之神態。

  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
  【注釋】有以:有所用,有所作為。頑且鄙:頑固,鄙陋。
  死守善道,不阿世媚俗,故而似頑且鄙。杜甫詩曰:“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但看人盡醉,何忍獨自醒。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
  【漫談】孟子說:“自反而縮,雖萬千人,吾往矣。”意思是說,仔細考慮之后,認為自己的主張是合乎正義、正理的,那么就算有成千上萬的人反對我、攻擊我,我仍是堅持自己的主張。不顧忌自身的榮辱安危,而始終如一地堅持正確的主張,這種風骨實在令人敬佩。所以,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例如彭德懷反對大躍進和浮夸風就有這種精神;鄧小平不奉行什么主義和教條,堅持“白貓黑貓論”,重視“實事求是”,也是這種精神;老子不隨波逐流,堅守真理,身體力行去貫徹始終,同樣也是這種精神。

  我獨異于人,而貴食母。
  【注釋】母:謂“道”。貴食母:遵循道為奉養。
  明理者,唯道是守,故不同于世俗。范應元說:“食者,養人之物,人之所以不可無者也。母者,指道而言也,謂我所以獨異于人者,而貴求養于道也。”
  【漫談】人們往往重名不重實,重表不重里,重形式不重內容。名的特點就是常常在阻止人們探究事物的本來面目,麻痹人們的鑒別力。群眾就像個人一樣,總是喜歡那表示事物概念之名,而對這些名與所名的實是什么,與實是否相副,或名存是否實亡,卻下意識地從來就不感興趣。
  所以,對理性最大的挑戰,就是那些被各種形名幻覺所激起的群體意識的亢奮和愚頑。群體意識其實質應該說是一種無意識。因為引起群體意識的形名,往往是一些內涵模糊的概念,即使一大堆專著也難以確定其所指。然而在群體心目中,它們似乎成了分辨是非和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譬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際主義、革命、左派、正義、進步、民主、平等、民主集中制等等,還有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賣國主義、修正主義、反革命,反動派、右派、反動、保守、平均主義、民主化、自由化、因循守舊、崇洋媚外等等。在與這些內涵模糊的群體潮流意識的對抗中,理性在大多數時候都不是贏家。這是因為群體意識在受著人的生物本能神奇而復雜的動因所支配,而理性卻不過是較為晚近的人類才具有的屬性,而且尚未完美到能夠徹底向人們揭開前者蒙昧之面紗,還未能明白無誤地證明前者之籠統性和游移性。而盲目信仰者,則不需要什么證據,卻照樣篤信無疑,因此當那些使徒被捧出來作為值得人們仿效的對象時,以致能使群體陷入盲從而不自覺。
  說理與論證戰勝不了一些詞語和套話,還是因為這些東西是和群體一起隆重上市的,并在群體中產生了有廣泛影響的觀念。其威力只同它所喚醒的形象而不是它們的真實含義有關。這些避免了分析和批判的觀念,在群體眼里具有一種超自然的力量,讓群體肅然起敬、俯首稱臣。它們在人們心中喚起了宏偉壯麗的幻象,正是這種幻象,才使它們有了神秘的力量。它們是藏在圣壇背后的神靈,信眾只能誠惶誠恐地來到它們面前。因此,這些詳加分析便會歧義紛呈的觀念,便具有了神奇的威力,而且就是因為它們已經變成了空洞的政治口號,以致各種極不相同的潛意識中的抱負及其實現的希望,好像全被它們集于一身。而且群體潮流意識往往將一種認識推向極端,并一味強調"這不容置疑是絕對正確的",這種觀點和論點造成了人們總有一種動輒就要敵我分明的傾向。
  于此,我們也許更容易理解像韋伯和羅素這些曾經有志于參政的大思想家為何失敗了。在觀念簡單化效應的作用下,凡是抱著懷疑的精神、相信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極不易發現"確定性真理"的人,尤其是一個習慣于重證據用推理和討論的方式說明問題的人,在群體中是沒有地位的;所以當面對激奮的群情時,他會產生蒼白無力的感覺,因為他意識到他要與之作對的,不僅僅是一種錯誤的觀念和行為,而且有“多數的力量”,還有貫徹這種行為時的偏執態度。他陳明利害得失的理性努力,面對被空洞的觀念沖昏了頭腦的群體,反而會感覺自己十分迂腐和笨拙。更為可悲的是,面對群眾的荒謬與狂熱,很多名人志士卻是有意無意地伙同群體一起陷入其中,事后卻又哀嘆于自己連常識都已忘卻的愚蠢。唯恐個人在社會群體中邊緣化或怕受其排擠,是這種放棄獨立判斷、放棄個人立場、情愿“逃避真理”的主觀意識或下意識的深層原因。而老子在面對以上困境時,選擇的卻是逆世俗而獨立,修身潔行,守正不撓。
  【漫談】眾人往往是重名不重實的現象,在李敖的大陸文化之旅回答提問時的一番話中也充分體現了出來。
  李敖:謝謝你!我念一段文章給大家聽,我知道我會碰到這種的問題,什么文章呢?大家看,這是出自《鄧小平文選》的一篇文章,我念給大家聽。他說,我們搞改革開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經濟建設上,沒有丟馬克思,沒有丟列寧,沒有丟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啊。他們都是老祖宗,可是,問題是要把什么叫做社會主義要搞清楚。大家注意到沒有,鄧小平這段話的語重心長,老祖宗我們不要丟。可是,我們要搞經濟,搞生產力,可是我們還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大家想想看,中國共產黨是1921年成立的,鄧小平這句話是15年以前講的。換句話說,在共產黨成立了70年以后,還在懷疑什么是社會主義,鄧小平還語重心長的告訴我們,問題是要把什么叫作社會主義搞清楚,這就是今天我所要講的一段話,和我整個演講的重點,我們不要再談主義了,我們要改革開放,一切務實,把什么主義都撇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乃至于自由主義統統靠邊站,就是這個意思。
  【漫談】網上有篇名為“沒有歷史真相的國家只能產生愚蠢的愛國主義”的文章,對大家口熟能詳的愛國一詞及其眾多“愛國現象”進行了分析。其中寫道;
  沒有自由、人權、博愛的愛國主義是義和團式的暴民,是希特勒手下的黨衛軍。對一個民族來說,這種愛國主義是一劑麻醉劑,更是一包毒藥。愛國主義的本意是愛,但在很多時候它卻變成了恨。這是人類的悲哀,更是人類的恥辱。偽愛國主義像一面鏡子,照出了人類啟蒙思想的蒼白。
  如果只是接受被控制的教育和媒體的宣傳,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而只能是等同于吃了興奮劑的斗雞。如果,我們僅僅因為受周圍人的行動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 只能叫作盲從、沖動與空虛。如果,我們因為可以毫無風險地出風頭,撈好處,就盲目狂熱,這不叫愛國,只能叫作怯懦、虛榮與投機。偽愛國主義不但會害了自己,更會害了國家。
  文革造成的十年浩劫,其中不就摻雜著眾多單純可愛的熱血青年們的“愛國主義”行動嗎?為什么結果卻是事與愿違呢?這其中的緣由難道不值得令人深思嗎?
  還有如同我們現在網上的愛國,不應認為愛國就是要抵制日貨, 不應將仇恨、將屠刀指向一個人類民族或一個社會階層。天下一家,萬民同類;我們都是人。用民族主義、用意識形態來仇視、攻擊、對抗外人,是可恥的行為。那將和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軍國主義無有什么不同。我們應該明白,超越日本首先要尊重日本、學習日本。尊重是自尊的表現,學習是超越的先導。
  愛國不應是夸耀祖宗創造了什么,而是應該想想我們能給后代留下些什么。愛國不應是在網上叫囂武力解放臺灣,而是應該努力了解臺灣為什么和大陸離心離德,看一看臺灣的政治進程能對我們有些什么啟發。愛國是勇敢捍衛自身的自由與權利,這樣,國家就會明白自己的權力是應該有限度的,它就會變的更加稱職與可愛。愛國應該是努力工作,創造財富,發揮自己的最大潛能,這樣,我可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養活國家。如果我們能象美國一樣的民主和強盛,可能臺灣要急著巴結統一還要唯恐不及。愛國是應該說真話,辦實事。如果國家不讓我這樣做,我要勇敢地站起來批評它,改進它,重建它。愛國是國家侵犯人民的權益時,一定要有人站出來保護自己的權益。如果這樣做,我的個人自由和權利有了保障,我們的國家也會變得更加合法、文明、可愛。這才是最大的愛國。
  【漫談】一個能理解萬物共相的心智才會像上帝那樣公正地觀看世間事物,而不是從一地一時的觀點出發;它會不期望、不恐懼,也不受習慣信仰和傳統偏見的束縛,而是恬淡地、冷靜地、以純粹追求公理的態度去寬容和博愛事物。他會把公理看成是不含個人成分的、純粹的,是人類可以達到的知識。為此,對待共相的知識,便會比對來自感官的知識更為重視;因共相的知識是個人經歷的事件所不能滲入的,而感官的知識則必定依賴于獨特的個人觀點,依賴于人身,而軀體的感官在感覺事物時,有時會歪曲它們。只要心靈習慣于這種共相,它便會使自己不是歸屬于一座和其余一切相對立圍城中的公民,而會把個人目的和欲望看成是整體中的一部分,從而會自然地在行動和感情的世界中保持自由和公正。

  【意譯】
  恭恭敬敬的應諾與粗粗魯魯的言答,能相差多少?
  但具此而判別為善惡的詞義,又相差多少?
  眾人所畏懼的社會成見與流俗,個人不可能不顧忌。
  但群體的風氣,卻往往只是草率地注重和認同了事物的表象、形名,而不是進行冷靜、深入的究察而觸及事物的實質啊!
  眾人那迎合趨附風潮的樣子,好象去參加盛大的筵會,又好象去登臺春游。
  我卻獨自居守那渾厚本然,不設不施、不企不求、無動于衷,樸不開竅。
  渾渾沌沌啊,好象幼嬰尚未長大成孩;虛靜蒙昧啊,好象若無所歸。
  眾人皆似識時達務、知識豐足有余,而唯獨我卻似短見薄識、如同有所遺缺。
  我真是愚人的心腸嗎!
  眾人皆逐境為明,我獨守道如昧;眾人皆察察用智,我獨閔閔存真。
  (我之胸懷)澹泊大度,似淵深遼闊之大海;無為無欲,如同一無所系之長風。
  眾人都有所施展,唯獨我冥頑不靈。
  我獨不同于世俗,而遵循道為奉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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