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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倫理“普世化”反思

[日期:2012-12-15] 來源:  作者:孫迎聯 [字體: ]

     在近年來的儒家倫理研究中,一個不斷重復的論題就是努力證明儒家倫理是普世倫理。這種對儒家倫理有無普世價值與意義的問題的高度敏感透顯出中國傳統復興主義在以西方文明為主導的文化情境中一種現實的努力。然而,儒家倫理普世化的光環似乎沒有使儒家文化真正擺脫現實的困境,在當代贏得重要的話語權力,儒學的生存狀況仍然被描述為游魂’”?普世化能否成為文化救贖可靠選擇?對此,就少不了一番必要的追究。

    一

    儒家倫理普世化問題的提出不是空穴來風,而是有它的深刻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首先,在20世紀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一體化的進程猶如一把雙刃劍在創造了人類前所未有的輝煌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諸多新的尖銳問題。這些問題與全球固有的社會矛盾交織在一起引發了全球性危機。一些有識之士提出了建立普世倫理的準則的構想,力圖通過建立全人類共同遵守的倫理原則、價值觀和行為規范來解決危機。然而,全球一體化雖然可以促進全球文明的接觸、對話、交流和融合,但并沒有使普世倫理這一全球性倫理原則的演繹過程由自發走向自為。伴隨著西方工業文明的擴張而來的西方文化的擴張,更使普世倫理的形成面臨挑戰。在西方文化中心主導下,一切有關建立普世倫理的努力,都不免要引起了誰之普世倫理的詰問。同時,一些西方思想家、社會學家也意識到全球化實質上是西方文明、價值和利益的世界化,現代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并沒有努力探索一種深刻的精神追求,反而是建立在后工業社會基礎上的物質主義和享樂主義觀念的膨脹與倫理道德觀念的缺失,全球性危機正是這種世界化所帶來的后果。如布熱津斯基就曾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就曾發出了這樣追問:西方還有沒有一個理想、一套價值觀念和一種生活方式可以對政治上覺醒的人類未來做出重要的指導?”?于是,人們把目光轉向了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的傳統儒家文化,提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而在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之間的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在國際學術舞臺上也頻頻可見中國學者的身影。然而中國學術的國際地位卻沒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西方世界飄來任何一種思想、一種思潮都可以在中國的學術領地上隨意耕耘一番,中國文化和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要想得到國外同行的認可和重視,往往還需要借助西方的話語。因此,當西方倡導普世倫理之時,一些國內學者便迅速跟進,試圖借助這一語境,讓儒家倫理獲得世界性的學術地位與思想意義。

    其次,20世紀八十年代末,隨著中國經濟和社會改革的步伐啟動,國內生活的日新月異也使人們的價值觀發生了變化,導致了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的產生和泛濫,更為嚴重的是各種社會犯罪現象大有增長的趨勢。一個社會就如同一個人一樣,只要發生病癥,就要用藥醫治。那么,用什么藥來醫治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性疾病?這一時期又恰逢馬克思主義這一國家意識形態受到震蕩與挫折。因此,促成了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思想文化領域的局部真空狀態:西方思潮因失敗而暫時退出,馬克思主義也因低潮而實際上淡化——從黨內到社會上,悲觀絕望情緒在一部分人頭腦中逐漸蔓延開來,尋求不刺激的話語,改換門庭,這成了新的歷史選擇。”?儒家倫理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無疑比外來文化更容易在民眾中產生共鳴。這樣,在經過歷史教訓本身和某些學問家的操演之后,儒家倫理成為了“‘普遍和諧的謙謙君子”?

    再次,從儒家倫理發展看,儒家倫理的發展歷來都是在人類文明的發展史中展開,比如,宋明儒學倫理就曾是東亞文明的體現。因此,一些學者認為儒家倫理在當代的發展就是要以全球文明為背景,將儒家倫理的人文精神推向世界,使之成為推動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一支重要的精神力量。而就儒家倫理內容看,儒家提倡的世界大同、天下一家思想,與普世倫理中的核心理念——世界主義正相吻合,這種思想構成儒家倫理成為普世倫理的思想基礎。在儒家思想中還包含著或從其中可以發展出可以作為全人類共同遵守奉行的基本的倫理原則、價值觀和行為規范,儒學中的一些核心價值觀諸如仁愛、人本、和諧、誠信、中庸等,正在成為全人類都在認同的價值觀念。可見,當今人類在面對發展困境時所產生的對儒家倫理的希望、中國社會道德失范的現狀,以及儒家倫理自身的特點構成了儒家倫理普世化的結構性背景。

    這種多向重合的背景為我們理解儒家倫理普世化提供了廣泛的素材,在這里,我們更需要知道的是人們對普世化是如何界說的,以便在此基礎上理解儒家倫理的普世化問題。普世一詞具有超越普遍的意蘊,普世化中的字實際上強調了一種路徑的選擇,那么,普世化就含有使事物的超越性或普遍性發揮出來或者是使事物具有某種意義上的超越性或普遍性的意思。普世化如果用于表示一種人文精神,就是指如何發揮這種人文精神對人類生活的超越性和普遍性作用。有學者指出,普世化所討論的對象不是個體而是群體。“‘人能群’”是人的本質特征,它既揭示了個人不可能脫離特定的種族、民族和階層而生存,也揭示了任何群體都不可能絕對獨立于其它群體而存在。就人的這個本質而言,人既是全球性的存在,又是本土性(民族性)的存在。因此,普世化就其含義分,應有廣狹之別。廣義的普世化,也就是全球化,是指一種文化精神的全球共識;狹義的普世化乃區域化,是指一種文化精神的全區域共識。”?還有學者指出,普世倫理出于它對現代人類普遍性道德問題的關注和建立起碼程度的人類普遍倫理秩序的理論承諾,其價值規范性特征和旨意是顯而易見的。這一點同樣給普世倫理提出了一個如何建立其必要的人類個體美德倫理基礎的理論問題。儒家傳統倫理中獨特而豐富的心性美德倫理,尤其可以為之提供世俗生活和人格精神意義上的美德倫理資源。孔子的忠恕之道仁愛之方;宋明心學的良知學說;先秦儒家所倡導的以義取利價值觀;以及儒家一貫堅持的修身養性、智德雙修的人生哲學;等等,都是值得現代人類珍重的個人美德資養源泉。”?顯然,從這種觀點來看,倫理的普世化必須通過個體的接受與闡揚,才能使它具有普遍主義精神而成為全人類精神的源泉。據此,我們可以邏輯地推演出儒家倫理普世化更為深層的動機就是對儒家倫理共識的渴望,所以,當今學術界所談的儒家倫理普世化大致包括這樣三個方面的含義:

    其一、儒家倫理普世化就是通過國際范圍的磋商,將儒家倫理中的普世因素發掘出來,讓其作為一種普世倫理資源參與普世倫理的建構。其二、儒家倫理普世化就是把儒家倫理直接發展成為普遍倫理。儒學普世化不是要成為多元化時代普世倫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為多元化時代的普遍倫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意義上的普遍實用性,而是指在實踐理性意義上建構起具有普遍主義向度和絕對主義向度的倫理學”?。其三、儒家倫理在其生存的本土出現了決定其命運的普世化問題。所以,應堅持從本土意義下的儒學普世化這一視角來探討儒家倫理普世化的基本路向。儒家倫理普世化首先必須是儒家倫理的世俗化。?本文所探討的儒家倫理普世化問題也僅限于上述三個方面的含義。

    二

    筆者并不想否認上述內容作為儒家倫理普世化意旨的正當性,但必須追究的問題是建立在這些意義上的儒家倫理普世化能否真正消除儒家倫理文化與現代生活的分裂,從而成為擁有博大精深道統和波瀾壯闊歷史的儒學對抗現代社會道德危機的有力武器。

    建立在第一種意義上的儒家倫理普世化的一個主要論據是儒家倫理中蘊涵著有許多普世的元素,這些作為一種倫理資源參與普世倫理的建構。的確,當我們把儒家倫理的構成因素逐一拆解開來,把它們還原為一種單獨的社會因子來評估它們的社會功能時,我們很容易得到的結論就是儒家倫理中許多基本理念在其他民族文化傳統中都能找到相同的或相近的對應概念,因此這些概念體現了人類共同的情感或價值追求,具有普遍的意義,完全可以跨越時空成為現今人類共同遵守的道德生活美德。毋庸置疑,這種要素分析的方法確實有助于我們增進對儒家倫理的微觀認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分析方法由于讓個體元素游離了整體,所得到的結論很可能是表象化的。如果局限于表面的意義,我們完全可以在儒家倫理中發現若干普世的元素。但是,問題卻在于儒家倫理的思想研究能否滿足于這種的表象化的理解?

    杜維明先生認為,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的問題,必須要進入到研究對象的精神領域,體會其心靈境界,這樣才具有最基本的發言權。按照杜維明先生的這種研究方法,對傳統儒家倫理的研究有兩點值得注意:

    一是要知人論世。就是要分析古人提出的思想的時代背景,分析他的生存環境。這樣才能夠知其人、知其思想。

    二是注重文本的解讀,即不能拘泥于作者的片言只語,而是要把這些話語放在整個文本中去理解。那么,如果我們深入到儒家倫理形成儒家倫理形成與發展的歷史中,深入到儒家倫理著作典章之中,就不難發現儒家倫理中的這些普世元素很可能是一種文字符號的陷阱。

    儒家倫理最初產生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興辦私學的風氣改變了學在官府的局面,一些精通詩、書、禮、樂的知識分子開始了師儒生涯,這就是最早的儒者,孔子便是他們中的代表。孔子認為人雖有多方面的規定性,但是最基本的就是人的道德性。臺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在研究孔子思想時指出:孔子看到,即使一個安定的社會,文化教育沒有完成,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基本上解決問題是要靠思想純正,亦即過去之所謂德性”?可見,養成人的德性是儒家倫理形成的基本立足點。儒家倫理的大部分是德性的描述,教人如何去做道德工夫,在儒家倫理看來,道德的主要作用在于培養人的品格,而不在于解決矛盾沖突。比如在儒家倫理反復強調的慎獨、《論語》、《孟子》中提到的概念:智、仁、勇、義、信、孝等都是形容人的德性的概念。后來儒家思想雖歷經時代變遷,各有不同的側重點,但是它的這一基本立足點卻沒有太大的改變。因為所有儒學家都強調立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講內圣外王治國’‘平天下雖然反映的是一種政治觀念,但是它仍然是從個人的道德修養、家庭中父慈子孝、夫唱婦隨、兄弟和睦等倫理關系出發。”?因為人的道德修養是在一個關系角色中進行的,不同的關系角色構成了不同的道德場合,這些場合都是特殊的而非一般,因此這些概念本身也不能用一個普遍的形式給出它們的定義。不能用普遍的形式加以定義也就意味著它們都不能與現代道德觀中的道德原則相提并論。正如黃裕生先生在《普遍倫理學的出發點:自由個體還是關系角色》一文中指出的那樣:一種倫理學是否普遍倫理學,從而是否承擔起確立與維護人間正義法則這一使命,在根本上取決于它把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個體作為確立倫理法則的出發點,還是把人的關系存在即關系角色作為出發點。倫理學要具有普遍主義向度,就必須以人的本相存在即人的自由意識為出發點,因為這種本相法則沒有彈性,不給任何人和任何事提供可修改乃至不遵循的余地否則,也就意味著放棄或剝奪自己和他人的本相存在——人作為人的存在。”(11)而那些以人的角色存在即功能性存在出發點的倫理學只能陷入特殊主義和相對主義。因為人的社會角色的特殊性,完全可以根據角色場合的不同對這類倫理學作出不同的詮解。深入到儒家倫理的文本中,這一點就清晰可見。以儒家倫理的最基本的仁愛思想為例,它通常被理解為仁者愛人。可是關于什么是?在儒家那里卻并不是一個明確的范疇。根據《論語》的記述,當弟子顏回、仲弓、司馬牛、樊遲問孔子什么是時,得到的回答卻各個不同,就是樊遲的兩次問仁,所得到的回答也大相徑庭,而且還有仁者先難而后獲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等許多說法。的概念的模糊使得仁愛的概念也模糊不清,這樣模糊的概念怎么能稱得上具有普遍意義?不僅是仁愛,儒家倫理中許多核心概念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理解困難。比如中庸究竟是什么意思?先秦儒家從未做任何正面的解釋。在孔子《論語》中中庸獨見一次,孔子并未言明其義(12),而在子思所作的《中庸》中,中庸一詞出現在正文中不下10次,但也未做任何明確的界定。其后的兩千多年中庸一詞到底是何意,一直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對于儒家倫理中的另一重要概念——“忠恕的理解大致也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兩派觀點。前一派以唐代的孔穎達、宋代的朱熹為代表。后一派則以現代的楊伯峻為代表。根據前一派的理解,忠恕是具有內外、體用、本枝等主從關系的一個概念,它的具體含義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根據后一派的理解,是并列對立的兩個概念,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除此而外,上文提及的等也都是因角色、場合的不同而變化的不規則概念,如果硬要讓儒家倫理中的此類概念扮演道德原則的角色加以推廣,不僅在理論上無法立足,而且在現實中也難以奏效。在歷史上董仲舒就曾因試圖以天人感應的理論為君王建立一個行為規范而險遭大難。從這方面看,儒家倫理有一定的適用范圍,隨意擴大而上升為普遍是不可取的。

    一些人把儒家倫理的某些概念有意或無意地從它的體系中剝離出來,與各種異族文化進行比對,如果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了類似的對應物,就認為可以證明儒家倫理的這些概念具有普遍意義了。孰不知共同之處不能僅僅等同于共識,而且并非所有的共同之處都可上升為共識。即使各民族文化傳統間已經存在或我們可以找到許多共同之處,但還很難達成共識。象金規這樣抽象的倫理形式存在于許多文化傳統中,但是各民族對其理解和取向殊為不同。

    不論是從儒家倫理形成的歷史還是從它的文本中,我們都能感受到儒家倫理非常濃厚的特殊主義取向,在儒家倫理體系中缺乏一般的的概念,只是賦予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等特殊身份的具體的人,儒家的倫理規范主要是為這些特殊的個人設計的,除朋友一倫外,其他人倫關系都缺乏平等性,它為不同的人設計出來的規范大都是不對等的,不可通約的,也就是說,不同的人必須遵循不同的倫理規范,不僅限制了它在以個人身份和社會關系的經常變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推廣和普及,而且也難以與現代社會的民主和平等精神對接。所以,儒家倫理的許多概念必須放在特定的時代、特定的場合與特定的角色關系中去理解,不能從抽象的層面去把握。以儒家倫理作為普世倫理建構的資源,表現出一種盲目的普世化傾向,似乎儒家倫理的傳統觀念、命題和范疇,經過抽象的字面理解后,都是可以普世化的,不加分析的普世化必然產生空洞的后果。為此,有學者另辟蹊徑,提出以理性意識為基礎,以自由意識為核心,以民主、平等、人權、博愛為原則去清理經驗倫理’”,在實踐理性意義上把儒家倫理發展成為具有普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向度的現代倫理學,從而成為多元化時代的普遍倫理”?。這種觀點固然有明顯的優越性。但清理的標準是什么呢?如果賦予傳統儒家倫理概念以西方倫理的精神,這些經過清理的儒家倫理概念也許可能就具有了普遍的意義,但那已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儒家倫理了。如果堅持儒家倫理的傳統立場,就必然大大縮小了清理的視野。況且這種經過民主平等人權博愛等西方倫理元素過濾后產生的普遍意義,就一定是儒家倫理普世化的結果嗎?為什么不可以說成是西方倫理普世化的結果?也許有人會認為,文化歷來要反映時代的精神,儒家倫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其舊的觀念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地被刷新,儒家倫理舊的觀念會被賦予新的內涵,因此,完全可能根據時代要求賦予儒家倫理以超越性的普遍意義。姑且不論這種觀點正確與否,問題是如果從更新的角度,每一種傳統倫理都是有可能在抽象的層面上發掘出普遍的意義的,為什么被普世化的只是儒家倫理,而不是其他的傳統倫理?根據時代要求賦予儒家倫理以超越性的普遍意義與賦予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倫理以超越性的普遍意義有何區別?如果沒有區別,儒家倫理普世化的意義又在哪里?

    既然傳統的儒家倫理作為一種理論資源參與普世倫理的建構或者直接發展成為一種全人類的倫理共識困難重重,那么傳統的儒家倫理是否可以成為一種地域性的共識,特別是在當代在它的本土上能否成為共識?有學者認為儒學目前在它的本土已經失去了民眾的認同,如果儒學在產生它的故鄉都難以擺脫生存困境,那么談所謂儒學的全球意義、全球價值就變得毫無意義。儒學普世化必須首先解決本土意義下的普世化問題亦即儒家倫理世俗化問題?。在當代儒家倫理的世俗化的實質是傳統理念與現代生活之間是否存在聯系也就是傳統理念是否具有現代生活的基礎。如果儒家倫理在現代生活中失去了存在的基礎,也就意味著它將在現代社會中缺場。倫理學者及其思想在后世的在場,須有兩個條件,其一、他所論述的倫理問題依然存在,盡管這些問題所立于其上的社會經濟、政治、條件都有了新的樣式,但倫理問題的性質是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解決倫理問題的方式而不是倫理問題的有無問題。其二、倫理學者提供的解決倫理問題的路徑和方法作為一種醫療手段依然有它的效用。(14)從第一個條件看,儒家倫理所描述的許多問題如家庭倫理問題、社會交往問題等在今天不僅沒有消失,甚至已成為當代倫理建設的重要問題,因此,其現實的參考意義不容置疑。然而,從第二個方面看,儒家倫理所提供解決倫理問題方法主要是道德修養方法,這種方法的生效主要是依靠熟人社會閑言碎語等輿論機制,而現代社會是開放的,人口的流動,生活節奏的加快,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了解,人們往往是雞犬之聲相聞,而老死不相往來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就決定了在這樣一個“‘陌生人社會中,即便是儒家倫理在理論上能夠為社會提供統一的評價標準,也會因為在現實中缺乏相應的保障機制而無法生效。這就是20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國學熱并沒有遏止信仰危機文化危機等各種危機在中國迅速曼延的一個重要原因。儒家倫理雖然不能說完全是理論的,但與其它系統的倫理相比的確是具有理論的特征。雖然經過歷代的發展,儒家倫理由理論層面向社會實踐層面做了一定轉化,但這卻不能稱為持久的轉化和普遍的轉化,所以,它的有效性便受到很大的限制。這種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不禁讓人們對傳統文化的存在價值產生懷疑,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儒家倫理的世俗化也就難逃曇花一現的命運。

    三

    儒家倫理普世化的難局的根源在于理論普世化和實踐普世化之間存在的一種緊張。從人類思想文化和價值觀念的發生和演變的歷史看,每一種傳統倫理都既有特殊價值成分,也有普遍價值成分。從特殊價值看,各種倫理傳統之間并無高下之分,只是適用于不同的人群。而對于普遍倫理其實就是處在最高層面(或最高境界)上的人文理想與追求,這在各種倫理之間是共通的,這就是對于真、善、美的認同和追求。例如在基督教中的天國,佛教倫理中的凈土、柏拉圖的理想國、儒家的王道樂土、道教的神仙世界都是一個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這種普遍價值成份來自于人們對生活真諦的感悟以及基于問題研究之上的理論自覺。因此,它們可以借助語言和文字的形式,超越一定的具體時空,對后世造成明顯的影響,從而獲得相對長遠的存在價值,這也就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抽象繼承法,這是一種倫理在其后世實現的理論的普世化。但是,倫理能否僅僅滿足于被定位于理論層面,作為一種道德原則應當而存在?顯然,在實際的道德生活中,道德信念與道德行為是不可分的,理論終將要付諸實踐,否則毫無存在價值。理論向實踐轉化的前提就是把抽象的原則落實在某個具體的時空當中,因為抽象的原則只有展現在豐富的具體生活中才有可能真正發揮作用。這就決定了儒家倫理的普世價值觀雖然可以超越小農經濟時代,但是這種超越并不是無條件的,而是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化,它們的原有的語境也在發生著變化,不論是六經注我、還是我注六經都是立足研究者所處的時間和空間進行新的詮釋,不可能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如何現代工業文明的條件下詮釋儒家倫理,我們還缺乏這方面的經驗。于是,在主觀認知和客觀環境受到刺激的情況下,我們不是簡單化地把儒家倫理文化中一些價值觀念直接說成是一個超越一切歷史時代,也不從屬于某一特定階級或民族的永琱變的常道,各個時代、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都不過是這個普遍而超越的道德精神實體之不同的表現或開展,就是已經西方倫理價值觀改造后的儒家倫理文化,不論是否屬于儒家倫理的自身內容統統塞進儒家倫理的大口袋中,并且把這種變性的儒家倫理作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文化認同價值。可見,儒家倫理理論的普世化并不能代替其實踐的普世化,如果看不到這一點就會把儒家倫理逼到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困境中,反而導致對儒家倫理的批判和瓦解。

    儒家倫理普世化的難局實際上是把一個尖銳的問題推入了我們的視野:那就是儒家倫理究竟在現代如何開展?從儒家倫理普世化問題提出的背景上看,儒家倫理普世化在價值預設上有兩種傾向:第一種是極端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傾向。當代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和自我結構,被傳統文化主義者視為一件拍手稱快的大好事,以為西方不亮東方亮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由中國來制定規則唯有東方文化能夠拯救人類等等,儼然中國文化之能救世界已經是天經地義!這其實是一種價值迷誤,它不僅表現在我們明顯缺乏對儒家倫理長期演變的清醒認識,而且也表現為我們對全球化這個現代的歷史過程也缺乏清醒認識。因為儒家倫理畢竟屬于一種前現代的倫理文化,過分的張揚儒家倫理文化的本位意義,淡化其不足,試圖把儒家倫理確立為全球化進程的根本精神動力,顯然是不可能的。第二種則是文化虛無主義傾向。主張以現代性話語系統批判的重新詮釋儒家的范疇體系,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是對儒家倫理傳統的這種分解、轉化在什么意義上并且在多大程度上才是可能的,仍然是一個不甚明了的問題。

    我們以為,在目前的情景中,當務之急是搞清傳統儒家倫理文化的家底。多年的思想震蕩、學界鮮有冷靜、客觀、理智地研究儒家倫理文化機會,而現在正當其時。從中國傳統文化的未來生存,從中國現代化的需要考量,應多加分析中國現實社會所受傳統熏染的情況及儒家倫理對當今及未來現代化進程的正負面效力。在現實與歷史的雙重視閾下關照儒家倫理文化,方可有益于儒家倫理文化的現實生存和未來發展。

    儒家倫理普世化的難局折射出整個時代的價值迷霧。我們無法對此做更多的苛求。在當下全球危機越來越濃厚的語境下,對于儒家傳統倫理文化的研究所能做到的就是立足現實,從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出發,做一些扎扎實實的文化治療工作和建設工作。我們相信一個經過了五四反傳統和文革”“破四舊災難歷練的民族已經積攢出足夠的歷史理性能夠認真地反思自身的傳統文化,這就是儒家倫理精神在現代社會得以彰顯從而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櫻桃也許永遠不會成熟,然而只要我們從現在一點一滴做起,成熟終歸有期。

 

                                                                            (來源:《江淮論壇》20084期,人大復印資料B8《倫理學》200810期全文轉載,編輯:鄭偉)

    注釋:

    ?李承貴.生活儒學:當代儒學開展的基本方向[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8).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87.

    ?轉引自:馬彪.儒學的歷史回顧與21世紀展望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言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1).

    ?黃力之世紀末的國學熱之意識形態解讀[J].理論與創作,2001(5).

    ?蔣國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國哲學史,2003,(3).

    ?萬俊人.儒家倫理:一種普世倫理資源的意義[J].社會科學論壇,1999(5).

    ?洪波.儒學普世化:問題的由來、實質與研究路向[J].社會科學,2005(8).

    ?蔣保國.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國哲學史,2003(4).

    ?轉引自陳因:試論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價值[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

    ?邱高興.從儒學的形成發展談其現代化[J].學術論壇,1994(3).

    (11)黃裕生.普遍倫理學的出發點:自由個體還是關系角色[J].中國哲學史,2003(3).

    (12)《論語?雍也》記載孔子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并沒有對中庸作出解釋.

    (13)馮浩菲.關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說問題[J].孔子研究,2003(1).

    (14)晏輝.儒家倫理的現代轉換是否可能[J].倫理學研究,2003(5).

【參考文獻】

    [1]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大失控與大混亂[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87.

    [2]崔大華.儒學引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4]劉宗賢.儒家倫理秩序與活力[M].濟南:齊魯書社,2002.

    [5]轉引自:馬彪.儒學的歷史回顧與21世紀展望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言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1).

    [6]黃力之.世紀末的國學熱之意識形態解讀[J].理論與創作,2001(5).

    [7]蔣國保.儒學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國哲學史,2003(3).

    [8]洪波.儒學普世化:問題的由來、實質與研究路向[J].社會科學,2005(8).

    [9]晏輝.儒家倫理的現代轉換是否可能[J].倫理學研究,2003(5).

    [10]邱高興.從儒學的形成發展談其現代化[J].學術論壇,1994(3).

    [11]黃裕生.普遍倫理學的出發點:自由個體還是關系角色[J].中國哲學史,2003(3).

    [12]馮浩菲.關于孔子忠恕思想的界說問題[J].孔子研究,2003(1).

    [13]萬俊人.儒家倫理:一種普世倫理資源的意義[J].社會科學論壇,1999(5).

    [14]陳因.試論儒家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現實價值[J].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

    [15]馬彪.儒學的歷史回顧與21世紀展望孔子誕辰2545周年紀念與國際學術討論會發言綜述[J].中國史研究動態,1995(1).

    [16]李承貴.生活儒學:當代儒學開展的基本方向[J].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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